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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安的荔枝》成为今夏最火的IP之一。电视剧版刚完结 ，电影版接踵而至
，截至8月4日，票房已超过6亿元 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 ，无人知是荔枝来
。 ”从一句古诗
，一个脑洞，到一本小说
、一部影视作品 ，中间有多少路要走？李善德这个唐代“牛马
”的故事和命运
，为何让无数当代读者和观众共情？《候场》第一季第二集对话《长安的荔枝》作者马伯庸，听“马亲王”一一道来。

7万字的《长安的荔枝》 ，读起来酣畅淋漓
，竟是马伯庸只花了11天就完成的作品 。马伯庸坦言，十年上班族的经历让他对 “做事 ” 有着本能的敏感
。他把 “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
”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，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职场难题：“保鲜技术、运输路线 、跨部门协调
、预算申报…… 就像当年在公司做项目一样，一步步捋清楚流程。”

这种“职场思维
” 让创作变成了一场高效的 “心流体验”：他自嘲这是 “天生的社畜命 ”：“一提上班干活
，灵感就像开了闸的水 。
”

然而，这11天的爆发绝非偶然
。与其说《长安的荔枝》花了11天写完 ，不如说是11年的厚积薄发。此前的11年里
，他曾在西安感受唐代风土，在广东观察荔枝生长规律 ，甚至对照电子地图琢磨岭南到长安的山川路径 。这些看似零散的积累
，在灵感迸发时自然串联成故事的骨架。

十年职场经历教会马伯庸的不仅是拆解问题，更是理解“人的处境”——就像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的李善德 ，一个普通小吏在宏大的皇权下挣扎
，既要应对上级的苛责，又要平衡对家人的愧疚
。这种对“小人物 ”的共情 ，让故事跳出了历史的框架。

今天
，许多年轻人自嘲“牛马”“社畜
”“打工人” 。在马伯庸看来，“牛马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，但5000年来，现在已经是最幸福的时代
。 ”他解释
，比起古人，当代人拥有安稳的居所、温饱的三餐 、医疗与教育的基本保障 ，甚至有余力旅游
、追剧、玩游戏。“大家的困境不是物质匮乏
，而是内心的紧绷 。
”

在他看来，文艺作品的意义不是提供解决方案 ，而是“让人们发现自己的困境被看见”
。当年轻人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看到李善德为一份差事拼尽全力
，会意识到 “古今打工人的焦虑是相通的 ”。这种共鸣本身就是一种治愈：知道困惑从何而来，就已经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 。

在“牛马
”的宿命中 ，年轻人都热衷于“去班味”
。马伯庸“去班味 ”的方法
，就是写作。从2000年开始写作，到2012年“破圈
” ，马伯庸在默默无闻的12年里
，一直在写作 。那时候，写作就是他“去班味”最好的方法
。写作的过程 ，就像自己在跟自己玩游戏。这种纯粹的热爱，让他至今保持着创作的松弛感
，没有包袱地去写，在写作中找到快乐 。

成为职业作家后 ，马伯庸虽不必应付上级的指令
，却比当上班族时更忙碌，然而 ，他十分享受这种忙碌
，虽然每天雷打不动写四五千字，但他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。他说 ，“去班味 ”最好的方法
，就是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，获得对生活 、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