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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安的荔枝》成为今夏最火的IP之一 。电视剧版刚完结，电影版接踵而至
，截至8月4日，票房已超过6亿元
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 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 ”从一句古诗
，一个脑洞，到一本小说、一部影视作品 ，中间有多少路要走？李善德这个唐代“牛马
”的故事和命运
，为何让无数当代读者和观众共情？《候场》第一季第二集对话《长安的荔枝》作者马伯庸，听“马亲王”一一道来 。

7万字的《长安的荔枝》 ，读起来酣畅淋漓
，竟是马伯庸只花了11天就完成的作品
。马伯庸坦言，十年上班族的经历让他对 “做事 ” 有着本能的敏感。他把 “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
”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，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职场难题：“保鲜技术 、运输路线、跨部门协调
、预算申报…… 就像当年在公司做项目一样
，一步步捋清楚流程 。”

这种“职场思维 ” 让创作变成了一场高效的 “心流体验”：他自嘲这是 “天生的社畜命
”：“一提上班干活，灵感就像开了闸的水
。”

然而 ，这11天的爆发绝非偶然。与其说《长安的荔枝》花了11天写完，不如说是11年的厚积薄发 。此前的11年里
，他曾在西安感受唐代风土，在广东观察荔枝生长规律 ，甚至对照电子地图琢磨岭南到长安的山川路径
。这些看似零散的积累
，在灵感迸发时自然串联成故事的骨架。

十年职场经历教会马伯庸的不仅是拆解问题，更是理解“人的处境 ”——就像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的李善德 ，一个普通小吏在宏大的皇权下挣扎
，既要应对上级的苛责，又要平衡对家人的愧疚 。这种对“小人物
”的共情 ，让故事跳出了历史的框架。

今天
，许多年轻人自嘲“牛马”“社畜 ”“打工人
”
。在马伯庸看来，“牛马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，但5000年来
，现在已经是最幸福的时代。”他解释，比起古人 ，当代人拥有安稳的居所、温饱的三餐 、医疗与教育的基本保障，甚至有余力旅游
、追剧、玩游戏 。“大家的困境不是物质匮乏
，而是内心的紧绷
。 ”

在他看来，文艺作品的意义不是提供解决方案 ，而是“让人们发现自己的困境被看见
”。当年轻人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看到李善德为一份差事拼尽全力
，会意识到 “古今打工人的焦虑是相通的” 。这种共鸣本身就是一种治愈：知道困惑从何而来，就已经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
。

在“牛马
”的宿命中 ，年轻人都热衷于“去班味”。马伯庸“去班味 ”的方法
，就是写作 。从2000年开始写作，到2012年“破圈” ，马伯庸在默默无闻的12年里
，一直在写作
。那时候，写作就是他“去班味
”最好的方法。写作的过程 ，就像自己在跟自己玩游戏 。这种纯粹的热爱
，让他至今保持着创作的松弛感，没有包袱地去写 ，在写作中找到快乐
。

成为职业作家后，马伯庸虽不必应付上级的指令
，却比当上班族时更忙碌，然而 ，他十分享受这种忙碌
，虽然每天雷打不动写四五千字，但他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。他说 ，“去班味 ”最好的方法
，就是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，获得对生活 、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