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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安的荔枝》成为今夏最火的IP之一 。电视剧版刚完结 ，电影版接踵而至
，截至8月4日，票房已超过6亿元
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 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从一句古诗
，一个脑洞，到一本小说
、一部影视作品 ，中间有多少路要走？李善德这个唐代“牛马 ”的故事和命运，为何让无数当代读者和观众共情？《候场》第一季第二集对话《长安的荔枝》作者马伯庸
，听“马亲王
”一一道来 。

7万字的《长安的荔枝》，读起来酣畅淋漓 ，竟是马伯庸只花了11天就完成的作品。马伯庸坦言
，十年上班族的经历让他对 “做事” 有着本能的敏感
。他把 “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 ”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，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职场难题：“保鲜技术、运输路线 、跨部门协调
、预算申报…… 就像当年在公司做项目一样 ，一步步捋清楚流程。
”

这种“职场思维” 让创作变成了一场高效的 “心流体验 ”：他自嘲这是 “天生的社畜命
”：“一提上班干活
，灵感就像开了闸的水 。”

然而，这11天的爆发绝非偶然
。与其说《长安的荔枝》花了11天写完 ，不如说是11年的厚积薄发。此前的11年里
，他曾在西安感受唐代风土，在广东观察荔枝生长规律 ，甚至对照电子地图琢磨岭南到长安的山川路径 。这些看似零散的积累
，在灵感迸发时自然串联成故事的骨架
。

十年职场经历教会马伯庸的不仅是拆解问题，更是理解“人的处境 ”——就像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的李善德 ，一个普通小吏在宏大的皇权下挣扎，既要应对上级的苛责
，又要平衡对家人的愧疚。这种对“小人物
”的共情，让故事跳出了历史的框架 。

今天 ，许多年轻人自嘲“牛马”“社畜 ”“打工人”
。在马伯庸看来
，“牛马是不可避免的宿命，但5000年来 ，现在已经是最幸福的时代。
”他解释
，比起古人，当代人拥有安稳的居所、温饱的三餐 、医疗与教育的基本保障 ，甚至有余力旅游
、追剧、玩游戏 。“大家的困境不是物质匮乏
，而是内心的紧绷
。”

在他看来，文艺作品的意义不是提供解决方案 ，而是“让人们发现自己的困境被看见 ”。当年轻人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看到李善德为一份差事拼尽全力
，会意识到 “古今打工人的焦虑是相通的
” 。这种共鸣本身就是一种治愈：知道困惑从何而来，就已经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。

在“牛马”的宿命中 ，年轻人都热衷于“去班味 ”
。马伯庸“去班味
”的方法，就是写作。从2000年开始写作
，到2012年“破圈”，马伯庸在默默无闻的12年里 ，一直在写作 。那时候
，写作就是他“去班味 ”最好的方法
。写作的过程，就像自己在跟自己玩游戏。这种纯粹的热爱 ，让他至今保持着创作的松弛感
，没有包袱地去写，在写作中找到快乐 。

成为职业作家后 ，马伯庸虽不必应付上级的指令
，却比当上班族时更忙碌，然而 ，他十分享受这种忙碌
，虽然每天雷打不动写四五千字，但他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
。他说 ，“去班味
”最好的方法，就是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
，获得对生活 、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