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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撰稿/罗志华（医务工作者） 编辑/柯锐 校对/张彦君

　　重疾险作为帮助家庭抵御重大疾病带来的财务风险的工具，却频繁因为合同晦涩难懂、理赔难引起舆论关注。

　　半月谈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，一些重疾险合同用“白马非马
”式条款构筑理赔高墙
，致使保险理赔看似覆盖百种疾病，实则赔付如同开盲盒 。这场关乎千万家庭保障安全的信任危机 ，正倒逼行业重新审视“精算逻辑”与“生命伦理 ”的天平
。

　　重疾险投保易 、理赔难
，已成为当下许多投保者的共同感受。投保时保险推销人员的话说得很好听，“确诊即理赔”是普遍的承诺 ，可真到了申请理赔时
，不仅门难进脸难看，而且还可能被处处使绊子 。比如 ，要求患者必须出现特定并发症或完成非常规治疗手段方可获赔，或以“条款约定
”为由拒绝履约
。这导致部分投保者不得不付出多次跑腿等代价
，甚至最终只能放弃理赔。

　　媒体记者查阅诸多法院判决文书发现，因为保险条款对重疾的定义附加了多个限制性条件 ，很多公众理解的重疾不被保险公司认可
，“你得的重疾不是合同约定的重疾”，导致理赔纠纷频发 。

　　患者本就承受着疾病带来的身心痛苦 ，重疾险理赔难更是雪上加霜
，不仅让患者背负更沉重的经济与心理负担，也让公众对健康保险行业的信任度下降。

　　导致重疾险理赔难的关键症结 ，在于部分保险公司存在“单赢 ”思维
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
，一些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压缩赔付空间来维持利润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 ，甚至可能在保险合同中暗设条款
，或通过定义疾病的严苛标准等方式来减少理赔，将本应承担的风险转嫁给投保者。

　　很显然 ，“单赢
”做法不可持续 。破解这一困局，需树立双赢思路
，将投保者利益放在更优先的位置
。保险的本质是一种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风险共担机制。只有让投保人有真正的获得感 ，重疾险才能持续发展 。

　　这就要求保险公司从重疾险产品设计源头入手
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
。比如，疾病定义应与医学发展同步更新 ，避免用滞后标准为合理赔付设限
，并优化赔付流程，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和审核环节。从设限拒赔转向主动服务 ，让保险公司和投保者均从中获益 。

　　在此方面
，商业保险公司其实并不缺乏有力手段
。比如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减少理赔开支 ，将健康管理纳入服务链条
，通过提供定期体检
、慢性病干预等服务，帮助投保人预防疾病发生。如此 ，既可降低赔付概率，又提升了客户的健康水平 。这种“预防+保障 ”的模式
，比单纯抬高理赔门槛，更具有战略眼光和发展前景
。

　　除了保险公司要转变观念和提升服务水平 ，社会力量参与规范也至关重要。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重疾定义的医学合理性
，对合同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