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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撰稿/罗志华（医务工作者） 编辑/柯锐 校对/张彦君

　　重疾险作为帮助家庭抵御重大疾病带来的财务风险的工具
，却频繁因为合同晦涩难懂、理赔难引起舆论关注 。

　　半月谈记者近日调查发现，一些重疾险合同用“白马非马”式条款构筑理赔高墙 ，致使保险理赔看似覆盖百种疾病
，实则赔付如同开盲盒
。这场关乎千万家庭保障安全的信任危机，正倒逼行业重新审视“精算逻辑 ”与“生命伦理
”的天平。

　　重疾险投保易 、理赔难 ，已成为当下许多投保者的共同感受 。投保时保险推销人员的话说得很好听，“确诊即理赔”是普遍的承诺
，可真到了申请理赔时，不仅门难进脸难看 ，而且还可能被处处使绊子
。比如
，要求患者必须出现特定并发症或完成非常规治疗手段方可获赔，或以“条款约定 ”为由拒绝履约。这导致部分投保者不得不付出多次跑腿等代价 ，甚至最终只能放弃理赔 。

　　媒体记者查阅诸多法院判决文书发现
，因为保险条款对重疾的定义附加了多个限制性条件，很多公众理解的重疾不被保险公司认可 ，“你得的重疾不是合同约定的重疾
”
，导致理赔纠纷频发
。

　　患者本就承受着疾病带来的身心痛苦，重疾险理赔难更是雪上加霜 ，不仅让患者背负更沉重的经济与心理负担
，也让公众对健康保险行业的信任度下降。

　　导致重疾险理赔难的关键症结，在于部分保险公司存在“单赢”思维 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，一些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压缩赔付空间来维持利润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
，甚至可能在保险合同中暗设条款，或通过定义疾病的严苛标准等方式来减少理赔 ，将本应承担的风险转嫁给投保者
。

　　很显然
，“单赢 ”做法不可持续。破解这一困局，需树立双赢思路 ，将投保者利益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。保险的本质是一种“人人为我
，我为人人
”的风险共担机制。只有让投保人有真正的获得感，重疾险才能持续发展
。

　　这就要求保险公司从重疾险产品设计源头入手 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比如
，疾病定义应与医学发展同步更新，避免用滞后标准为合理赔付设限 ，并优化赔付流程
，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和审核环节 。从设限拒赔转向主动服务，让保险公司和投保者均从中获益
。

　　在此方面 ，商业保险公司其实并不缺乏有力手段。比如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减少理赔开支
，将健康管理纳入服务链条，通过提供定期体检
、慢性病干预等服务 ，帮助投保人预防疾病发生 。如此
，既可降低赔付概率，又提升了客户的健康水平
。这种“预防+保障”的模式 ，比单纯抬高理赔门槛
，更具有战略眼光和发展前景。

　　除了保险公司要转变观念和提升服务水平，社会力量参与规范也至关重要 。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重疾定义的医学合理性 ，对合同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