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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奔涌江水到古滇青铜
，在新作《江水谣与贮贝器》中，诗人爱松以云南的地理山川与历史记忆为经纬 ，构建纸上的精神原乡。由《诗刊》社 、云南教育出版社
、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“爱松《江水谣与贮贝器》新书发布暨诗歌研讨会”日前在北京召开，与会专家认为
，整部诗集不仅展现了诗人深厚的语言功力与开阔的文化视野，更为“地域写作 ”与“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
”提供了范例
。

《江水谣与贮贝器》诗集封面。

从独龙江到古滇国 ，从地方抵达普遍

诗集《江水谣与贮贝器》由两部长诗组成
，《江水谣》书写独龙江，以一条江和一个民族为线索 ，展现人与自然、生态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关系；而《贮贝器》则以古滇文明为背景
，以贮贝器为精神容器，融合个体生命体验与家族历史记忆 ，展开“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对话” 。

爱松回顾创作历程：2019年他赴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采风
，在这里见到独龙族纹面女色松老人，看着她脸上“奇诡的暗青色条纹 ” ，听到老人在火塘边的吟唱
，爱松的心也跟随“流动起来” ——这便是“江水谣
”的创作源头；“贮贝器”的命名则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在爱松的故乡——云南晋城镇考古发现的一枚闪着金光篆书的“滇王之印 ”与陆续出土的青铜贮贝器 ， 贮贝器原是古人储藏财富的容器，在爱松的诗里
，它也成了贮存情感与记忆的容器
。

一方水土孕育一派文字，《江水谣与贮贝器》烙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，但却不止于地域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表示
，《江水谣与贮贝器》以云南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为根基，写作了“江水谣
”与“贮贝器”两首风格迥异但互为呼应的长诗 ，通过地方性抵达了总体性 。其中“江水谣 ”以自然为主线
，压低了人的存在感，突出山河自然的博大与神性；而“贮贝器
”则聚焦古滇国文明 ，将贮贝器作为历史与文化的象征
，承载起生命 、信仰与精神的复杂内涵，这种“现代性的注入”使得地域文化的书写反而激发出普遍意义
。

《中国作家》主编李云雷认为 ，爱松的写作堪称一种新的“边疆文学 ”
，也许因为爱松个人“熟读西方经典
”的缘故，他的诗歌也被赋予一种“现代性”的眼光 ，他笔下原始雄奇的自然与现代性语境发生对话，实现了地方性与普遍性的深度融合。李云雷还注意到
，爱松诗歌中的“我 ”发出的不仅是自己的心声，也发出了山川大地的声音 ，是一种承载地方文明的集体之声 。这种抒情方式介于“有我
”与“无我”之间
，类似于经典文本中的“经书式 ”的语言，能唤起普遍共鸣
。

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
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曹宇翔对诗集作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，他指出“江水谣”中有许多以一字为题的诗歌
，恰如其“简洁、神秘 、跳跃
”的语言，仿佛一人独自穿越激流 ，对山长啸
，“空山绝响”之下唤起读者“心灵深处的空旷与畅快 ”；“贮贝器
”则有更为“澎湃的结构雄心”，诗中回环往复出现的乡村地名回应着人类对故乡的永恒情感 ，让人联想起世界文学中那些回荡着寻根主题的作品
，比如上世纪20年代乘火车去墨西哥寻找生父的美国诗人兰斯顿·休斯，在火车穿越密西西比河时写下的那首《黑人谈河流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