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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撰稿/罗志华（医务工作者） 编辑/柯锐 校对/张彦君

　　重疾险作为帮助家庭抵御重大疾病带来的财务风险的工具 ，却频繁因为合同晦涩难懂 、理赔难引起舆论关注
。

　　半月谈记者近日调查发现
，一些重疾险合同用“白马非马
”式条款构筑理赔高墙，致使保险理赔看似覆盖百种疾病 ，实则赔付如同开盲盒。这场关乎千万家庭保障安全的信任危机
，正倒逼行业重新审视“精算逻辑”与“生命伦理 ”的天平 。

　　重疾险投保易
、理赔难，已成为当下许多投保者的共同感受
。投保时保险推销人员的话说得很好听 ，“确诊即理赔
”是普遍的承诺，可真到了申请理赔时
，不仅门难进脸难看，而且还可能被处处使绊子。比如 ，要求患者必须出现特定并发症或完成非常规治疗手段方可获赔
，或以“条款约定”为由拒绝履约 。这导致部分投保者不得不付出多次跑腿等代价，甚至最终只能放弃理赔。

　　媒体记者查阅诸多法院判决文书发现 ，因为保险条款对重疾的定义附加了多个限制性条件
，很多公众理解的重疾不被保险公司认可，“你得的重疾不是合同约定的重疾 ” ，导致理赔纠纷频发
。

　　患者本就承受着疾病带来的身心痛苦
，重疾险理赔难更是雪上加霜，不仅让患者背负更沉重的经济与心理负担 ，也让公众对健康保险行业的信任度下降。

　　导致重疾险理赔难的关键症结
，在于部分保险公司存在“单赢
”思维 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一些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压缩赔付空间来维持利润 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，甚至可能在保险合同中暗设条款
，或通过定义疾病的严苛标准等方式来减少理赔，将本应承担的风险转嫁给投保者
。

　　很显然 ，“单赢”做法不可持续。破解这一困局
，需树立双赢思路，将投保者利益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。保险的本质是一种“人人为我 ，我为人人 ”的风险共担机制
。只有让投保人有真正的获得感
，重疾险才能持续发展。

　　这就要求保险公司从重疾险产品设计源头入手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。比如 ，疾病定义应与医学发展同步更新
，避免用滞后标准为合理赔付设限，并优化赔付流程 ，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和审核环节
。从设限拒赔转向主动服务
，让保险公司和投保者均从中获益。

　　在此方面，商业保险公司其实并不缺乏有力手段 。比如 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减少理赔开支，将健康管理纳入服务链条
，通过提供定期体检、慢性病干预等服务，帮助投保人预防疾病发生
。如此 ，既可降低赔付概率
，又提升了客户的健康水平。这种“预防+保障
”的模式，比单纯抬高理赔门槛 ，更具有战略眼光和发展前景 。

　　除了保险公司要转变观念和提升服务水平
，社会力量参与规范也至关重要。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重疾定义的医学合理性，对合同中